忠臣与奸臣，从字面上理解都是臣，只是忠与奸的区别，一字之差，却意境相差之大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将普通百姓也比作忠臣与奸臣，以区别他们品性的好坏，即忠诚与奸邪。
说到忠诚与奸臣，上溯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占据了中国的文化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成为人们社会生活行为的准则与规范。自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儒学便成为了“一枝独秀”，主宰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成为了“一家独唱”，唱响了泱泱中华大地，唱进了千家万户。多少年来，儒教深入人心，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才打破了儒家独尊的文化统治地位。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释义为“仁爱、忠义、知礼、睿智、诚信”。儒家提出的“为政以德”、“为政在人”、“仁政”等德治思想，希望有识之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追求目标。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就是要以道德伦理教化人，以实现淳朴的民风、和谐富裕的社会。儒家德治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统治阶级而言，要树立国以民为本、君以安民为务的思想，治国应以为民、爱民、足民、富民为基本方略，要求各级官吏自上而下建立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操守，要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克己奉公，造福百姓；二是对老百姓实行道德教化，通过道德感化教育作用，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典章制度和礼仪习俗。
儒家将人格高尚的人称为“君子”，人品卑鄙的人称为“小人”，并进行严格的区分开来。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论语》是孔子教学传道的记录，由孔子的学生编撰而成，记载了孔子与学生的对话，谈及到了春秋前期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核心是要求学生们如何修身、为人、为政及其道理。《论语》中提及到有关“君子”和“小人”的许多话题。在后来的朝代演变中，文学体裁小说将德行良好的官员称为“忠臣”，德行败坏的官员称为“奸臣”，在故事情节中，通过对忠臣与奸臣所作所为的描述，由政见不同的矛盾冲突上升为残酷的实际斗争，突出了忠奸斗争，刻画出了忠臣与奸臣不同的性格特征与品行优劣的深层次区别，体现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向和读者的心理倾向，可以说忠臣就是君子，奸臣就是小人。
忠臣与奸臣有不同的特征：忠臣，襟怀坦白、心地善良、性格耿直、爱国为民、能以大局为重、克己奉公；奸臣，心小量窄、心术不正、口是心非、唯利是图，为谋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忠臣，为人正派、实事求是、宽宏大量、任人唯贤、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同情弱者、踏实做事；奸臣，对上级阿谀奉承、曲意讨好，对下级漠不关心、颐指气使，欺上瞒下、两面三刀、嫉贤妒能、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贪得无厌、残害忠良。忠臣具有君子风范，而奸臣怀有小人之心。《论语》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言谈句子比较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也是区别忠臣与奸臣的本质特征。
中国历代大奸臣在历史上都有记载，如：
秦朝的赵高，伪造诏书，改立胡亥，杀死始皇长子扶苏、十二个公子、十个公主及大将蒙恬等人，立胡亥即位，杀死丞相李斯，集大权于一身，架空秦二世。他祸乱朝纲，滥杀无辜，在危机四起之时，又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后为子婴所杀。赵高根本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此歹毒，为所欲为，小人乱国，将秦国推向了灭亡。
唐朝宰相李林甫，阴险狡诈，口蜜腹剑，表面上示人以好，而暗中陷害忠良，为巩固其地位，他排除异己，网罗亲信。他广收贿赂，生活奢侈，导致朝风日益腐败。
唐朝的安禄山，不满足唐玄宗给予他的最大军权（三镇节度使）和最高礼遇，唐玄宗再也给不了他什么了，难以满足他膨胀的野心，于是他就背叛了唐玄宗，率领二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打唐朝，“安史之乱”由此拉开了序幕，八年的战乱烽火烧遍了中国北方，鼎盛辉煌的唐朝倏然间倒退成了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破败、荒芜的景象，“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给唐朝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安史之乱”成为了唐朝历史上的分水岭。
宋朝秦桧，官至丞相，还要卖国求荣，媚事金国。当抗金主力军节节胜利、收复大片失地的时候，秦桧还充当内奸，力主投降，破坏抗战，主持和议，残害忠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及其跟随的抗金名将，并向金国纳贡称臣。他结党营私，独断专横，迫害异己，晚年屡兴大狱，冤案不可胜数。
这些大奸臣祸国殃民，罪大恶极，成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当然，在国难当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挺身而出，奔赴国难，将个人命运融入到国家民族兴亡中，其中有民族英雄，北宋杨家将抗击辽军，舍生忘死，建功立业，深受国人的拥护和爱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虽然壮志难酬，但是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受国人的敬佩和赞誉。
魏征是唐朝著名谏臣，他性格刚直、不屈不挠、有胆有识，对唐太宗忠心耿耿，敢于进谏，善于进谏。既然是谏言，那就要有高屋建瓴的思想，高瞻远瞩的眼光，对社会问题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看问题入木三分，思考问题鞭辟入里，只有这样，所谏之言才能对症下药，才有说服力，这样也造就了他经国治世之才，正因为他的频频上谏，才减免或避免了朝廷政策或举措以及唐太宗个人行为的过错、偏差或失误等，他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才使大唐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辉煌灿烂的朝代，被人们誉为“大唐盛世”。
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一大功臣，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有人骂他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 卖国贼”、“虚伪的道学家”等等，也有一些名人对他的评价极高。我们抛去阶级立场的观点，以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价曾国藩，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大忠臣。虽然他身居朝廷高官，但是太平军起义声势浩大，势如破竹，大有席卷全国之势的时候，曾国藩奉朝廷之命兴办团练，成立地方武装，就在朝廷不发军饷而自筹的情况下，在与太平天国军的拼杀搏斗中，逐步打造成了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著名湘军。曾国藩在扑灭太平天国军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在太平天国到了没落之时，曾国藩已拥有的实力非常强大，所辖四个省中，江苏和浙江是两个富庶省，所属湘军精兵十二万，所属部将有多人擢升为全国各地的总督、巡抚，清廷已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与之对抗、争锋。太平军将领李秀成被俘后，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余万太平天国残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他的幕僚、部将、友人以各种形式劝说他推翻清朝，另立朝廷；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结在他的办公场所，要求他反戈清廷、自立皇帝并进行表态，这些都让曾国藩一一说服，加以拒绝。曾国藩放弃了一次改朝换代、龙袍加身的机会。人们称他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理想的化身，最具人格魅力的士大夫，他在修身、齐家、教子、育人、建军、治国等方面是颇有建树的，他给后人留下了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是朝廷正一品官员，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是洋务派的著名人物。他兴办洋务，平定太平天国，剿灭捻军，征讨回民军，收复新疆。新疆内有民族分裂割据，外有沙俄侵占伊犁，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朝野上下尚不明确新疆的情况下，而主和之声遍布朝野时，他力排众议，挺身而出，并立下军令状，给他三年时间，就能收复新疆。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就筹措、运输粮草一事困难非常之大，左宗棠如期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垦荒、植树、筑路、挖井、修河、开矿，振兴经济，保证了清帝国在西北的防御力量，保住了新疆完整的版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末民初的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被人们称之为奇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转而赴欧美各国考察社会状况，探索救国救民出路，寻求适合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国外，他创办报刊，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儒家伦理常刚，剖析民族劣根性，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在华人圈中进行演讲，举办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回国后投入到了国内的政治圈内，以实现他立宪政体的主张。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他以进步党党魁的身份，满怀期望地联合袁世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走上他所倡导的民主立宪政体的路子。当他看到袁世凯暴露出的真实面目后，立即请辞了司法部长职位，拒绝了种种高官厚禄的利诱，并言辞真诚恳切地写了一封长信，劝他赶紧回头，顺世界潮流而为之。尔后到公开反袁讨袁，从口诛笔伐到联合政客、军阀共同讨伐袁世凯的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出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在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梁启超身先士卒，不遗余力，以其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地出使各派系之间，起到了统领各方的重大作用。讨袁斗争胜利后，他出任和辞呈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后来彻底脱离了政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他将为国为民的崇高目标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以民族大义为重，谁要是有反社会的倒行逆施行为，谁便是他的公敌。他不谋私利，坦荡无畏，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与正义，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与担当，将个人价值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焕发出闪耀的光芒。
在中国历史上，奸臣与忠臣不在少数，通过历史史实的再现，我们看到奸臣对社会的危害性，而忠臣又是如何奉献社会的。因每个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工作环境不同，经历的事情不同，那么，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人品格和工作作风也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此我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没有奸臣就衬托不出忠臣，他们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通过彼此的对立、比较，才能宣现出什么是奸，什么是忠。纵观古今天下事，无数的历史大事件和发生在民间中的小故事，都有奸臣和忠臣扮演的舞台。
我们通过划分的奸臣与忠臣外，还有第三种人，叫做能臣。能臣就是“忠臣与奸臣的结合体”，就是要做一个有奸臣手段的忠臣。只是我认为应用这种奸臣手段不能跨越道德底线，不能违背法律法规，凡事既要讲究灵活性，但是也不能违背原则。能臣的主要特质还是忠诚，能够圆滑处世，忠君爱国，为国为民。奸臣在工作上不作为、乱作为，只是善于讨好上司；而忠臣在工作上有所作为，却不会讨好上司，大多得不到重用；而能臣既会讨好上司，又能干工作，有所作为。其实在历史上能够掌握大权的名臣大多是能臣。奸臣、忠臣与能臣相比较，所占比例都在少数范围，只是在千年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不少的奸臣与忠臣。
有人妄言，说忠臣比奸臣还奸，这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了吗？我们判断是非有明确的标准，要实事求是，泾渭分明，忠就是忠，奸就是奸，不能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忠奸不辨。
人的忠与奸，与人的本性有关。关于对人性的剖析，先秦诸子对人性的“善恶论”各持观点，各家各派观点不同，难求共识，直至后来的人一直争论至今。《三字经》开篇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来就有善的本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认为人皆有“四心”，有“四心”就能做到仁、义、礼、智，也就能为善了，于是，善是与生俱来的；荀子的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耳目之欲，有好声色也，顺是，故淫乱而礼义文理亡也，”等原因多多。荀子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通过人们后天的努力而改变的。诸子们对人性善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性恶论，有人主张性善论，有人主张性无所谓善恶论，还有人主张性善恶混存论。孔子对人性善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他认为一小部分人的品性极善，资质很高，“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另一小部分的人品性不好，资质愚钝，绝大部分人属于“中常人”，这部分人之间的本性差不多，“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我还是赞同孔子的观点。
其实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只不过是自私的程度不同而已。至于说人的品性忠厚与奸邪，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后天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在我们这个德治与法制统一体的社会中，就德治这方面，人们通过从思想道德、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名人榜样作用等一系列的教育，全方位的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我们要学习和吸收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习中国古代、近代忠臣的爱国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我们先天中存在着“恶”的方面，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我们要改恶从善，去伪存真，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促使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上古代近代忠臣的故事，留芳青史，光耀千秋。我们总结历史，探讨人生，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忠诚与信实的品格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价值。我们始终坚信，任何时代都离不开人类的文明大道，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根基和定位的儒家“五常”，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她的闪光点就在于她为人类标立了至善至美的道德灯塔，时时闪耀着人类道德文明的光芒。基于我们对道德教育的认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先做人，后做事”，意思是如果做不好人，还能做好事吗？所以我们要学习贤人的优秀品格，净化心灵世界，涵养生命的气质，要做君子，不做小人，要做忠臣，不做奸臣，从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以实现道德人生、幸福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