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世上三般苦：打铁、挖煤、撑船渡。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跟着爷爷奶奶从巴彦淖尔来到爷爷的祖籍地神木一个叫四门沟的小村子，一道沟里有好几个小煤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为养家糊口，就钻进了“黑洞口”挖煤。那时挖煤全凭人力，井下环境十分恶劣，通风设备又差，当地人把“黑洞口”称为“黑虎口”，好像随时都能吞噬挖煤人。他们爬进掌子面，用镐一点一点地掏，上井个个都成了“黑猴子”。爷爷为把扒来的煤装进荆条筐，就像岸边的纤夫拉纤一样，肩上系着布袋条，拖着装满煤的荆条筐，在不足一米高的井下，一边拉筐一边爬着前行，就这样一筐一筐把挖来的煤拉到井口，乌黑的双手时常被磨掉皮，流出血。回到神木，爷爷还是干起了他的“老本行”，但是井下条件好了很多，拉煤也可以依靠机械，爷爷就管井下的排水，我总是喜欢跟着爷爷去井下巷道里看看。

后来，我们举家迁回神木，爸爸也在煤矿上干活，当炮工，人家都说，下煤窑不要父子上阵，太危险。我经常看见跟爸爸干活的叔叔们脸上、手上青一块、黑一块，小时候我总是问，叔叔，你这是纹身吗？是胎记吗？叔叔告诉我说，那是在井下放炮的时候不小心煤渣子崩在脸上、手上留下的。井下阴暗潮湿，父亲下井的胶鞋有时灌进水，脚老是溃烂，母亲就在闲时跟别人学织毛袜，在我的脑海里母亲经常是歪着头，探着身，目不转睛，用小拇指勾着线，拇指和食指别着针，每年都给父亲织毛衣和毛袜。

我的姥爷跟我爷爷一样，也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煤窑挖煤。小时候去姥姥家，那时舅舅在上大学，那个年代一个村子供出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总是问舅舅，有文化了就不用下煤窑了吧，舅舅说，可以有很多选择。可是后来兜兜转转，舅舅在神东上班还是下煤窑，那时井下条件变得更好了一些，运输已经全部使用了皮带机和煤车，采煤和通风技术比以前大大提高，面对灯光、铁轨、矿车；面对采煤机的转动，乌煤从井下到井上，从地面到车厢，不断流向远方。记得有一次跟着妈妈去舅舅的单位看望舅舅，舅舅刚从井下上来，随便洗了下脸，但是耳蜗里都是煤渣，妈妈说，你上班还是挖煤啊？

后来，舅舅越来越忙，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但是，每次见面，只要说起他的工作，他总是能滔滔不绝的跟我们讲。

2014年我上班工作了，成家被家里列为头等大事，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的先生，也是一个煤矿工人，他家是三代人奉献给了煤矿。陕西神木，我的一家，呼伦贝尔大雁，他的一家，相隔两千多公里，因煤矿结缘，讲述我的他的关于煤矿的真实故事。

我家祖辈几代人都扎根在矿上，是矿山给了我们一切。在陕西神木，在呼伦贝尔大雁，我不知道有多少家庭的几代人都靠挖煤生活，其实我家只是千万个家庭的缩影，也正是这一代代矿工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才有这无限延伸的巷道，才有运往全国各地的煤炭，才有这百里矿区的璀璨，才有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不断拓宽的巷道，也正是父辈们生命的延伸。而我与煤矿亦结下不解之缘。